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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以来，中国学科转型处于一个加速期，学科设置越来越多，专业划分越来越细，学科门类一直处于变动拓展之中。但是过细的学科划分，切断了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整体联系，打破了世界的整体性，致使专家学者隔行如隔山，失去了重建整体性的能力。因此，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新文科”建设语境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观照已经落定的学科、学术、话语问题。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以问题意识为主体、以边界的潜意识甚至无意识为依托，而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重新繁荣兴盛的唯一路径。
一方面，是学科体制内的碰撞与交叉加剧，“新文科”的提法与倡导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如何打通，以及自我的“文科”体系与之外的“理科”实现怎样一个程度上的交叉，都始终伴随着学术体系的重新构建；另一方面，关于学科体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问题同样紧紧缠绕在一起，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其话语体系在不可通约性与可通约性之间始终处于一个变动不居的位置，让大家都平添一份焦灼。其实，明清以降，学科转型就跃跃欲试。当西方学术体制舶来中国之后，接踵而至的有了从“经学”到“科学”的嬗变。
近代学科与学术的转型是一次艰难的选择：传统中国的学问或知识都被纳入“经史子集”中，而1912年定型的“七科之学”（理、工、农、医、文、法、商）一举将这一知识壁垒彻底打破，格致诸学与法政诸学纷纷脱颖而出。之后，学科门类一直处于变动拓展之中，国内外都是如此。从20世纪的“七科”到当下的十四个一级学科的设置，足以说明这个变动拓展过程。而“新文科”倡言的打通、交叉、多维之“跨”，已经不止是囊括原来的“四部”，它甚至是文理兼具的一网打尽。
因此，所谓大数据、智能化、信息化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无疑会给“文科”的繁荣带来“新”的气象。但必须看到，这些只是“表”、是“末”，是形式意义上的辅助和提携，并非“里”“本”意义上的内在依据所在。由此可以引出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更本质的意义上寻求“新文科”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过细的学科划分切断了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整体联系，打破了世界的整体性，致使专家学者隔行如隔山，失去了重建整体性的能力，不能在整体的联系中发现规律、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某些重要问题，很难在固有学科之内获得解决，因此，致力于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新文科”建设被提上了日程。
这里的关键，是对一个“跨”字的推敲。这里的“跨”，显然不是跨栏的跨，而是跨度的跨。不是指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摇摆，而是指走出自设的狭小空间，在更为开阔的学科视野中获取更有价值的问题意识。说得确切一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学者立足在问题意识的墙头上。进一步来说，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过程中，学者的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有所持，而且应该是鲜明的，如此方能经世致用。
而在边界等问题上，需要强化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抓住我们经常说的主要矛盾，“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而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刻意去在边界问题上做文章，为跨界而跨界，那是不会有什么宽阔出路的。因此，我们不妨在跨度问题上少一份较真、多一分模糊，即如庄子所说的“混沌”与“浑朴”。但在问题意识上，却应该是明确的、清晰的。只有摒弃人为的学科边界、自制的学科壁垒这类带有“偶像”性的思维方式，我们才能避免画地为牢的狭隘，才不至于在辽阔的学术天空面前“坐井观天”。
“新文科”建设与“三大体系”息息相关，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是我们人文社科研究工作者安身立命的应有之义。确立学科的主体性并对学科的主体间性有一定的情和理解，乃是我们当前必须具备的态度和气度。充分重视学科的主体性，才能密切学科与社会历史变革的联系，才能对准行业需求，把学科推向更精更深之境地；高度重视学科的主体间性，关注不同学科的结合部、交叉点与薄弱点，才能左右逢源、上下贯通，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给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共勉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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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17 21:1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