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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文学小引》系列的第四个问题。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文学的好坏与社会的自由、繁荣之间是否有必然关系？
这其实是一个反直觉，也可能比较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自由、繁荣的社会都是令人期待的。并且，如果你问一个人是不是社会越繁荣和自由，文学创作就会越好，大多数人也会给出肯定的答案。这种观点的逻辑也很容易解释——社会越自由，就越能释放人们的创造力，而人的创造力一旦得到释放，也就会创作出更多式样的文学作品，出现经典作品的概率也会更高。
如果基于最基本的政治正确，我似乎不应该否认这个观点。但文学史的学习告诉我，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我们不需要谈太复杂的理论，只说李白和杜甫这两位诗人。我们知道，李白是盛唐诗歌的代表，他主要活跃于开元天宝年间这个唐朝历史上最好的时间段，而开元年间的唐朝又以开放和繁荣著称，似乎“社会越自由、越繁荣，文学创作就越好”的观点是成立的。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了杜甫。“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句清代学者赵翼的诗也完全可以作为杜甫一生的注脚——杜甫一生中最具知名度的那些诗歌，几乎全部创作于安史之乱前后，尤其是《兵车行》、《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等作品，几乎完全可以作为玄宗后期社会的描摹。那么，李白与杜甫，一个成名于盛唐，一个取材于动荡，而两个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又是旗鼓相当，文学创作与社会的繁荣到底有必然的联系吗？
如果诗歌有其特殊性，那么就看看小说。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是《红楼梦》，而《红楼梦》恰恰诞生于历史上文字狱最盛的乾隆时期。而跳出中国的视角，在西方历史上，文学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很难确定。众所周知，自文艺复兴以来，整个欧洲涌现出了非常多的经典文学作品，并且其中的很多作品至今也无法超越——然而，如果仅仅讨论“自由”的话，几百年前的欧美社会虽然因为文艺复兴也开始了“自由”的里程，可当年人们生活的自由程度远远无法与今天相提并论，那为什么“自由”了之后反倒没有更好的经典作品出现了呢？甚至有些令人讽刺的是，现代小说公认的两大巅峰——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作品全部诞生于沙俄时代。而在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沙俄的“自由”程度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几乎是垫底的。在这个角度上，甚至可以说最不“自由”的沙俄出现了最优秀的文学作品。
这样的现实无疑让人迷惑。在李白与杜甫的身上，无论你认为社会自由、繁荣与否与文学发展到底是正还是负的相关性，似乎都可以找到反例。但如果你认为文学的发展与社会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很多现象反倒好解释了。只是，如此一来，这就击破了很多人心里对于进步的信仰。
其实，在文学史上，有很多理论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现。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本就具有不同步性。我在一开始就提到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两个基本的标准下，“艺术性”决定了文学作品的性质，而“思想性”决定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即便我们认可“思想”的表达自由与否，会非常受到社会环境松紧度的影响，但在“艺术性”这个层面，其却与外部的环境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会受到其自身的演进规律的影响。
为了便于后面的叙述，在这里我们先简单地将“艺术性”理解为“表达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话时要考虑的东西无外乎两个：一是说什么，二是怎么说，而表达方式自然与怎么说有关。这意味着，纵然是在“说什么”受到了限制的情况下，也依然会有人会不断地探索“怎么说”，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越是“说什么”受到了限制，有些人就越要思考那些允许被表达的东西要如何说，反而更容易在“怎么说”这件事上整出更多的花活。
而“说什么”与“怎么说”还具有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在于，“怎么说”是非常忌讳重复的。从整个艺术史的发展可以看到，历史上任何一种艺术流派、艺术风格，基本都经历了诞生-兴起-繁盛-衰落-淘汰的历程。而艺术流派、艺术风格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了停滞，同时普通的读者、观众也对其出现了审美疲劳——通俗点说就是，“我喜欢看这个是不假，但你不能一直让我看这个”。当一种艺术形式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和可能之后，这种艺术形式就会逐步被人抛弃，新的艺术形式则会继续出现。
为什么“艺术形式”往往要比内容更重要呢？除了前面我们多次提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间的辩证外，还因为尽管在过去几千年里，我们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很多方面，我们与古人并没有太大差别。比如思想故乡、羁旅忧愁、怀念亲人等等，这些几乎是在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中都可以寻找到的主题，也不会有什么人会禁止你写这些东西。对于一个有能力的作者来说，即便是写这些东西，他们依然可以写出传世之作。但如果没有形式和理念上的创新，文学自身的演化也就停止了。
文艺创作与自然科学、工程等领域不同，它并不依赖团队协作，更不需要管理团队的能力，它是一个极度依赖个人天分和创造力的领域。当年陈忠实写作《白鹿原》的时候，为了避免干扰，特地回到了农村居住，吃住全部都在老房子里。就这样，他写出了白鹿原。但放到理工类的研究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顶级的科学家，往往要天天跑实验室，隔三差五开组会，才能得出自己想要的科研成果。我们无法想象一个顶级科学家可以离开自己的实验室，不依靠任何数据，躲到某个不通网络也无法同外界联络的地方，憋上三年五载就可以写出一篇影响世界的论文。
正是因为文艺创作的这个特点，所以在艺术史上，通常是几个天才的艺术家就可以基本确定一种艺术风格的基本样式，而后来的无数创作者只能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下进行模仿。但这些天才在历史上仿佛是随机出现的，以至于你根本无法总结出一个规律来思考如何培养这些天才。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对世界文学影响最深远的作家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可哥伦比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诞生-兴起-繁盛-衰落-淘汰”，在这样的一个艺术“生老病死”的周期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其影响并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大。对于有的艺术而言，它的“生老病死”周期恰好与社会发展的周期一致，可能会给人留下“社会越繁荣，艺术越好”的印象。但对于另一些艺术来说，它们的“生老病死”可能恰好与社会周期相悖，也就出现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情况。就比如同样是文艺样式，京剧最辉煌的年代出现在乾隆末期到清末年初这段近代最屈辱的时间段，到了民国年间逐渐衰落，但话剧、现代小说却在民国年间逐渐兴起，那京剧在晚清的辉煌跟当时的“自由”有关吗？而鲁迅的小说写得好，也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自由”吗？
不过，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承认，社会的繁荣与自由虽与文学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关系，却会对文娱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一个社会的经济水平越高，普通人的生活条件越好，他就越有能力进行文娱产品等非必要的消费。因此，整体上，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文娱产业的繁荣程度也会越高。同时，一个社会的表达空间越自由，创作者的取材空间也会越广，消费者的选择也会越丰富。
但我一直以来都反对将文娱产业与文艺作品等同，正如前面提到的很多“敢拍”的作品，其实只是在用通俗文艺的叙事手法满足读者、观众对于一些猎奇元素的需求一样，“敢拍”所代表的是表达的“自由度”，而不能代表表达的“水平”。而认为只要自由度提上来、经济发展了，文艺作品的水平自然而然就会提升的观念，也是非常偏颇的。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在顺带着回答一个以前同某些网文作者争辩的问题。他们认为当下严肃文学正在不断衰落，而网络文学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是“网络文学在拯救中国文学”。但抛开网络文学的真实价值（这个问题我会在其他的文章中讲到）不谈，这种“拯救”观念本身的错误之处，一方面在于网络文学的作者自己都承认他们更热衷于“故事”而不是“艺术性”（把“故事好看”等同于“艺术性”的就不谈了），另一方面他们也并没有意识到文学自身的“生老病死”规律。从整个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文学的发展往往是脉冲式的，即在某一时期会突然涌现大量的天才作家与作品，而后迅速沉寂，直到下一次天才们再集中现身，这其中的间隔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
在这些艺术史上沉寂的时间段，普通人并不是生活在一片没有文娱产品的荒漠里，艺术史之所以“忽略”这些东西，是因为这一时期里的作品价值既不高，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由此来说，如果一个创作者不去思考艺术层面的创新，而简单的将影响力等同于艺术价值，认为只要自己能取代某些东西的影响力，自己的作品也将与之前的作品拥有同等的艺术价值，甚至于认为单纯靠影响力的提升就能“拯救”艺术，这显然就忽视了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
总之，我们无疑期待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也期待更多天才作家和优秀文艺作品的出现，这就如同我们期待自己的孩子身体健康，同时也能掌握几门才艺一样。但如果你认为一个人身体健康与才艺的多少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的话，那么社会的繁荣与否与艺术层面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其实也没有必然的强相关性。在明确了这一点后，才不至于对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判过于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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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7 11: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