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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华是当代最受期待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其新作《文城》主要讲述了一个人和他一生的寻找,以及一群人和一个汹涌的年代。他在书中描绘了乱世漂泊中的爱情悲剧、封建制度中的主仆情意及时局动荡中的患难真情都体现了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本文主要从文学与真、善、美的关系进行浅析,“真、善、美”及其统一是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
关键词:文学审美、人性美、文城、林祥福
余华的《文城》是一部悲情传奇,它以“寻找”为经,以“情义” 为纬,讲述了主人公林祥福携幼女林百家从北往南,不顾险阻,跋山涉水的寻找一个名叫“文城”的地方,和寻找百家的母亲“小美”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二次扎根在溪镇,结识了益友陈永良与深明大义的商会会长顾益民等,然而,正值社会动荡,战乱不止,土匪横行的清末时代,个人命运在历史的长河里沉沉浮浮,爱恨悲欢交织在一起,续写了普通人的一生。书中描写了超越血缘关系的情感,彰显乱世中的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性,表现了作品创作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而真善美是文学创作活动中“三位一体”的价值结构,它们相互融通,属于人类三个根本的精神世界:认识、伦理和世界。
一、文学与真
1、反映现实的真实
文学创造首先是理解、反映和阐释对象世界的认识活动,文学作为认识活动,以内在尺度创造艺术真实,要义是真,体现为“历史理性”。文学的求真,所求的是一种从人的角度逼近生活的真,有时或夸张,有时或变形,但追求的不是所谓真实,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文学作品给读者的真实感。
如《文城》的清末民初乱世动荡的时代背景,采用不同于正统历史叙事的手法分为前后两篇从不同视角讲述故事并引出人物的爱恨悲欢、颠沛起伏,牵引出军阀混战、匪祸泛滥的时代之殇,虽未着大量笔墨去刻意描写,但是全文都体现着一种时代的悲凉气息与满满的无力感,给人无限的真实感受。
2.情感的真实
“真”是文学的审美价值追求的基础,是与“善”“美”共生共存的审美化的真实,巴尔扎克也说过:“真实地艺术作品永远以真实、自然、正确和切实去感染读者,这样的作品越是多读,你和它之间的内在情意和联系也就越深入,实切而不可分割。”他所说的真实即是作品描写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文城》中这种描写无处不在,如小美对丈夫阿强和主人公林祥福的矛盾复杂情感;林祥福与益友陈永良与深明大义的商会会长顾益民的友情;张一斧等众土匪血洗齐家村肆意杀人的情节,杀人如“砍瓜切菜”,这里好像看到了二战时的日军入侵。
二、文学与善
文学作品中的善主要是文学与伦理、文学与情感的关联,伦理是基于人的需要,观念和思想意识而对事物所采取的主观态度和评价,而善与恶的形象会引发不同的情感,小说中人们爱戴民间乡绅顾益民,厌恶甚至憎恨为祸四方、烧杀抢掠、强奸妇女、堪比日本鬼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土匪头子张一斧,是因为人的内心对善的追求,支持主流价值观。
小说有责任塑造理想人物——颂扬人的良善品格是伟大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余华曾说想在写作中尝试“写一个善良到极致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因此《文城》中的正面人物大多性格透明纯粹、表里如一,文中林祥福、陈永良、顾益民偶遇于溪镇,一见如故,义薄云天, 他们几乎是良知的完美化身,是一身正气的 “理想人物”,坚守着正义的价值观。他甚至将林祥福比附为圣经中 善良到极致的圣徒。此种对善的执着向往,无疑充分表达了作家的道德理想。
三、文学与美
1、审美理想的烛照
审美理想也称美的理想,审美理想是作家进行审美评价的最高标准。审美是一种活动,有明显的个体主观差异,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一切,美或丑,崇高或卑下,悲或喜,都需要审美理想的观照,也不管是否自觉,作家创作总离不开审美理想的引导和调节。余华作为先锋作家暴力叙事的代表,《文城》中也有大量相似的描写,“张一斧左手揪住林祥福的头发,右手的尖刀往林祥福的左耳根处戳了进去,又使劲扭了一圈,林祥福的鲜血喷涌而出,抓住林祥福的土匪叫着跳开去,用手胡乱抹去喷在脸上的鲜血。”这里写张一斧刺死林祥福的描写极大尺度且丝毫不加修饰而采取直观性描写让人心头一跳,延续了余华一贯的暴力叙事,不过在土匪绑架的情节段落中,虽已出现割耳朵等残酷细节,但叙事还是保留了滑稽的色彩,如土匪们被陈耀武这个小孩子几句话一哄就同意了换人质。
2、文学形式与美的升华
文学内容与形式是互相规定的:一方面,一定的材料和内容要求并规定着相应的文学形式;另一方面,文学材料与内容又必须达到充分的形式化,融入文学形式之中。即内容和形式要达到高度统一,小说将故事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分别讲述,第二部分补叙以“小美的视角”展开来叙述,读者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视角,她的情感史在最后被和盘托出,使小说一直以来最大的悬念,即小美的所有秘密被暴露在读者视野之中。
小说中他们几乎相遇而又未曾重逢,从审美接受的角度来看,小美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亲情和爱情双重失落,在漫天风雪中小美以一种虔诚的姿态逝去,与田家人接回的林祥福灵柩短暂相遇,两人左右相隔,咫尺之间,呈现了一种触不可及的生离之痛,和棺椁重逢时的死别之美。
总体而言,《文城》讲述了一个温暖又带着淡淡忧伤的故事,文中主要人物都保留着那份在苦难中的人性的闪光点,文城是苦难的代表,溪镇是安定的象征,而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
参考文献:[1]李彦姝.《文城》的纯粹与简薄[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06):86-92.DOI:10.16532/j.cnki.1002-9583.2021.06.008.
[2] 高玉,肖蔚.论《文城》中的暴力叙事[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05):90-99.
[3]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5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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